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一直都是西方学者关注的命题，在对于人类语言的认识上，最初还是从哲学思辨层面展开的认识。
从logos的语义蕴涵可以看出，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在此就让我们用这个词来给人下一个定义：人是拥有逻各斯的动物。
正如上帝手中的逻各斯必然要外化，以造就一个客体的世界，语言和思维也必然要求有这样一个世界，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语言和思维都是为了某个对象而存在的。
“思想和语言都需要在它们本身以外有某种客体””，即当我们进行思维时，我们一定是想到了某个对象，或是一个东西，或是一件事情。思想必定是关于什么、针对什么的思想，无所涉及、无所针对的思想是不存在的。
即使我说，“我什么也没想”，那也是想到了“我什么也没想”这个事实。而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的话语一定有所表达，有所意指。
哪怕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也不能轻易就说它无所表达和指谓，因为这种胡言乱语很可能是有些意思的，只不过我们弄不明自它的意思罢了。
即使真的没有任何意思，一通胡言乱语至少也表示了某种无序的状态。这就好像我们从词典中任意地抽取一些词，然后随意地排列开来，我们会说这样形成的结果没有意义，但它确实有所表示：那是一种随机行为所导致的无序。
而且，这类本无意义的结果会因刻意的解读而被赋予意义，例如随机抽取的一组数字，可能代表了彩票的中奖号码。这类现代的玩意儿，古希腊人当然是没有的，但那时候他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占卜、巫术之类，其实是类似的随机行为和任意解读。
当巫师口中念念有词的时候，人们即使听不懂意思，也不怀疑这样的咒语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语言、思维和存在是一个统一体，或者说思想与客体、语言与事物始终捆绑在一起：说出一个事物的名称，表达一种意愿，想象并希望它会怎样，事情似乎就真的会发生。
巴门尼德的论述是:“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存在者之外，绝没有、也绝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用锁链把它捆在那不可分割的、不动的整体上。
高尔吉亚的怀疑论述是:“被思想的东西并不是存在物。……因为如果被思想的东西就是存在着的东西，那么，只要有人能思想它们，一切被思想的东西便都存在了；甚至一切奇想，以至于谎言，也都会是存在。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到一个飞行的人或一辆在海上奔驰的马车，便真有一个人在飞，真有一辆马车在海上奔驰。因而，所思想的东西并不是存在物。”
这种看法基于日常经验，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但所谓怀疑论者，不但怀疑所能思维的一切，而且怀疑存在本身，怀疑语言的作用，于是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即使有所存在，也不能为人所把握；即使有所把握，也不能用语言来述说。
语言一方面异于存在，另一方面也异于主体：“我们[把自己的所知所觉]告诉别人时所使用的是语言。语言不是主体和存在物，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不是存在而是语言。语言是跟主体相异的东西。既然可见物不可能变成可听物，可听物也不能变成可见物，那么作为外间主体的存在物就不可能变成我们的语言。
还谈到“语言不能[把感知确切无误地]传达给别人。但是，据说语言是从刺激我们的外在事物，即从可感事物中产生的：从与我们相接触的潮湿中产生了为我们传达这种性质的语言，从与我们相接触的颜色中产生了传达颜色的语言。如果是这样，那么，便不是语言传达在我们之外存在的东西，而是外在的东西传达语言了。”
由此看来高尔吉亚并不否认感知作为语言源泉的作用，只是对基于听觉的语言能否确当地表达视觉、触觉等其他感知行为的结果揣有疑虑。这样的怀疑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凭听觉印象给一个事物起名字，不仅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还可以确保相当的象似性，譬如把猫儿叫做“喵呜”，把杜鹃叫做“布谷”。
可是要让我们根据视觉给看到的事物起名字，就复杂得多。拿一棵树来说，在汉语里面我们把它称作“树”，是因为它是“竖”着往上生长的，但竖直向上只不过是我们对树木获得的视觉印象之一，而未必是一棵树或所有树木的本质特征；草本植物大都也是竖直生长的，并不叫“树”。
一个名称很难全面、确切地反映某一事物的本性。也许正是类似这样的思度，使得高尔吉亚对语言能否正确地传达认知所得产生怀疑。不过，对语言心存疑虑的大有人在，就连巴门尼德也怀疑词语是否总能真实可靠，以为语言具有欺骗性：“生成和灭亡，存在和不在，位置的转移，色彩的变化，——这些常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只不过是人为的名称罢了。”
看到这些哲学思辨，不难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由于思想始终走在词语的前头，语言永远跟不上思维的步子，人们很自然地会对语言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而在哲学家、思想家身上，这种情绪就更经常、更自觉地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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