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原以为我在深圳出差的这几天会有人先写几个答案，没想到回来之后依旧是一片空白……那么还是我来说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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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开始认识和讨论philology之前，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需要厘清：
语文学是中文语境下对文献学和旧语言学的译称。
这个翻译最早出自何处我并未做过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国人了解philologia和philology这类概念定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然是译名，那么我们自然要与其本体进行比较以证明我先前的说法。
一、作为通识的语文。
首先，“语文”这个当今的通识概念并不是什么具有久远学术传统的陈旧概念，它的出现，甚至不比语言学家用“philology”来形容古典语言学早多少。
据一般考证，语文一词的首用者系张之洞，时间是1887年。
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
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
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
庸下之才，语文但取粗通
——张之洞，《创设水陆师学堂折》
其时，对语文一词的取意大概是“语言和文字”，也就是语音和书面。（注，此处的语言取口头口语，即语音意）。
到20世纪初，中国“国文”科教育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产生了“白话文”概念，其时的文化工作者们开始了口头口语的广泛文字化进程，口头语文本开始渐渐成为我国文本主体。同时，“国语”开始出现，新文本开始成为新的基础教育科目。
30年代，叶圣陶和夏丏尊先生开始提出“语文”这一教育概念，并尝试编写教材。
解放后，叶圣陶再次提将《国文》《国语》两科结合成“语文”的建议，被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采纳，其后形成了现在通识的“语文”概念。
在这个通识概念中，语文的含义被重新定义为对汉语和中文的听、说、读、写、译（主要指文言文向口语文本的转译）五种能力进行培养的学科。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语文学当然不可能是仅仅研究听说读写译的基础教育学科。人们看得云里雾里也就难怪了。
那么这个译名是不是就是错误的呢？其实并不是。
二、philology和语文学
如果抛开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科目的这一通识概念所造成的误导，同时又了解过西方古典学和语言学，那么我们大概必须为将philology译成语文学的学者鼓掌。因为除了一定程度的概念误导之外，这个翻译实在是太精准了。
从文字形态上我们不难发现，philology这个词汇跟philosophy有着惊人的相似，以至于很多人粗看时就容易将其误做哲学。从词源角度上看，philosophy是希腊语中的爱智慧，而philology是爱思辨，这就使得这个词的意义也非常宽泛。
从前“philology”这个名辞，本原于希腊语“philologos”，含有“爱思辨”的意义，凡是对于往古流传文学思想的研究，都可以概括的。
但是这门学科究竟研究些什么东西？大抵是两种：
其一是语言，其二是文本。
你看，这是不是特别像“语文”一词在中文中的本意？
然而在这里，语言的概念不是口语语音，而是某一民族的语言，我们今天会称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马来语为“语言”，这里的语言就是这个意思。它最早主要研究语法、词汇。是一门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或scince of language）相较时，主要就指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下，又有着单一语言规则研究的学科和多民族语言比较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前者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后者则要到18世纪才被提出。
而文本，不是广义上我们书写的文字和形成的文本，而是“文献”。因此，philology是文献学的意思，主要是以西方古典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解读和阐释工作。
在这里我们可以插嘴说一句，由于研究对象的宽泛和方法上的系统性缺失，philology在研究上是一门从属学科，你说它是哲学的、文学的、甚至是物理学的从属学科都对，它为我们提供的，是工具性的方法集合，因此它很容易地就包含了民俗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但这样的研究思路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由于人类本身只能用语言等几种少有的方式交流，因此一切学科的深入研究都需要对语文学有一定基础性的了解（否则古文献你都读不懂），但语文学对语文的本体厘清的工作却很长时间都停滞在公元前的水平（毕竟用语言研究语言，这事儿似乎本身就有点问题）。
言归正传，关于今天被我们译作语文学的philology和linguistics，其实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绪论中就有较为清晰的阐释和学术史性质的阶段划分：
最先是所谓“语法”。这种研究起初是由希腊人创立的，其后主要为法国人所承袭。它是以逻辑为基础的，对于语言本身缺乏科学的、公正的观点；它的唯一目的是要订出一些规则，区别正确的形式和不正确的形式。
重点是，在这个时期，语文学研究的是本民族语言的规则，以区别形式的正确性。这与我们今天学习的语文、英语等等语言学科较为类似。
其后出现了语文学。早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曾有过一个“语文学”学派，不过这一名称现在主要用来指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自1777年起所倡导，目前还在继续着的学术上的运动。语言不是语文学的唯一对象。语文学首先要确定、解释和评注各种文献；这头一项任务还引导它去从事文学史、风俗和制度等的研究，到处运用它自己的方法，即考订。如果接触到语言学问题，那主要是要比较不同时代的文献，确定每个作家的特殊语言，解读和说明用某种古代的或晦涩难懂的语文写出的碑铭。
请注意，在这个阶段，语文学的功能被引导向文献学方向，从而成为了人文学科中带有工具性学术方法的学科，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从属于其它学科的文献研究的。在中国，这种研究方法叫校雠学，在20世纪初，中国传统的校雠学发展成今天的中国文献学，一般认为这种发展的首倡导者系梁启超。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人们发现可以把语言互相比较。这就是比较语文学或“比较语法”的起源。1816年，法朗兹·葆朴（Franz Bopp）在一本题名《梵语动词变位系统》的著作里研究了梵语和日耳曼语、希腊语、拉丁语等的关系。不过，第一个看到这些语言的亲属关系，承认它们全都属于同一个语系的，还不是葆朴。在他之前，特别是英国的东方学家琼斯（W.Jones）就已经这样做过。但是一些孤立的确认并不能证明1816年才为人们普遍理解的这一真理的意义和重要性。葆朴虽没有发现梵语同欧亚两洲的某些语言有亲属关系的功绩，但已看到了亲属语言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材料。用一种语言阐明另一种语言，用一种语言的形式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这是以前还没有人做过的。
这是语文学的第三个阶段，称为比较语文学，它最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印欧语系中的拉丁语和梵语，以至于索绪尔在文中这样揶揄葆朴说，如果没有发现梵语，葆朴能不能搞成这个学科都很成疑。但我们必须承认，从这个阶段开始，人们已经开始以语言为本体进行研究了。
在语文学的时期，有中国学者对当时的语言研究做了一个特征性的总结：
1、都局限于一种语言的研究，而且常常是本族语（答主注：这条我个人认为不适用于比较语文学，但同时，这条模糊的特征其实正是学界对语法比较这种方法究竟属于语文学还是语言学争论的原因，在我自个人的角度上看，我认为比较语法仍旧属于语文学范畴）；
2、都侧重于对前人留下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古典文献考证、诠释和评注，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读懂这些古典文献；
3、一般都不是从语言的角度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从属于其他学科；（答主注：例如文学）
4、都把口语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不予重视；
5、在研究方法上多失之于零散、静止和片面，缺乏系统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答主注：此处为重中之重）
但要注意的是，philology一方面是西方的分野法，另一方面也是近现代中国对西方研究的分野法，曾有人将以小学（即以文字字形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以文字读音为研究对象的音韵学，以文字释义为研究对象的训诂学）为主要代表中国语文学也分类入philology，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其实是值得商榷的。由于中国文字的六书传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国在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上从很早就有研究社会功能和符号本质的传统，这个传统是西方同类研究中所较为缺乏的。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和西方传统语文学尚有较大的差别，应予以独立研究，是否可以称为philology则更值得商榷。
三、linguistics和语言学
从词根上看，我们就不难发现，语言学和语文学有着巨大的差别。
前面我们说了，philology的词根是希腊语中的爱思辨，爱和思辨这俩事儿在现代心理学出现前都是先验甚至超验的范畴，这和哲学（philosophy）的命名法一样，都显得具有强烈的浪漫、隐喻和象征行的色彩。而linguistics这个词的词源是lingual，意为舌的，而lingual的词源是拉丁语的lingua，意为舌头（同古英语中的tunge一词）。
爱思辨是精神活动，怎么用舌头可是实实在在的（虽然这样说可能对味觉有点不公平）。
在这里，我还想继续引用索绪尔在本书绪论中接下来的说明来讨论一下语言学是什么，并说明它与语文学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学派（即比较语文学，答主注）虽曾有过开辟一块丰饶的新田地的无可争辩的功绩，但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它从来没有费工夫去探索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可是没有这一手，任何科学都是无法制订出自己的方法的。
孕育着其他一切错误的头一个错误是，比较语法在它的研究中（而且只限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从来不过问它所作的比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它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毫无疑问，比较是一切历史重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单靠比较不能作出结论。而且比较语言学家越是像博物学家考虑两种植物的成长那样去考虑两种语言的发展，就越得不出结论。
……
这种单纯的比较方法引起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它们不符合现实中的任何东西，同一切言语活动的真正情况也格格不入。人们把语言看做一种特殊的领域，自然界的第四王国；由此产生的推理方法，如果是在另外一门科学里，定会使人大吃一惊。这一时期的著作，我们今天只要读上八行到十行，就不能不对其中那些离奇古怪的思想和用来为这些思想进行辩解而采用的术语感到震惊。
但是从方法论观点看，认识一下这些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门科学在草创时期的错误，就是最初从事研究的人所犯错误的放大了的写照，下面我们在论述的过程中将有机会提到其中的几个。
只有到了1870年左右，人们才开始提出疑问：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他们于是看出，语言间的对应只是语言现象的一个方面，比较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重建事实的方法。
这里提到的1870年左右，即现代语言学的逐步兴起过程，直到索绪尔举着“结构主义”的大旗开始闻名于世，这场学术运动最终影响了整个人文学科：
哲学的研究视角最终被收束到语言范畴，产生了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一系列泰斗和天才级的哲学家，罗素的数理逻辑是这种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而维特根斯坦更是凭借一人之力便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早期语言哲学推到了尽头，并且在遗作中打开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大门。
而哲学视野之外，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又深刻启发和影响了现代文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并被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反哺：索绪尔的语言学启发了大量的文艺学思考，我们今天甚至会直接使用“能指”“所指”等语言学概念研究文本；语言学的研究也直接影响了叙事学的发展和时期分野，甚至极多数如格雷马斯等叙事学家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语言学；现象学的胡塞尔时代、存在时代和当代三个时期的研究分别对现象和意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重新为语言学提出了可以利用的方法论；福柯等哲学家更是直接在后现代时期抛出“话语即权力”的论断，除了在哲学界引起震动外，又使得文学创作中的意识形态重构作用被进一步揭示。
那么这些哲学的、艺术的、语言学的种种研究和语文学有什么区别呢？
索绪尔说，是科学方法。
在现代，科学不约而同地成为了各种学科界定现代性的通用标准，是否具有科学的方法，从而形成一门科学性的研究，则是现代主义用以区别古典研究的最重要的手段，虽然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它们依旧是无本质意义的（或虚构的）研究，但至少我们有了一种更为系统、可操作的虚构方式来提供我们的看法和答案。
在这个视野下，语言学挣脱了普通现象和经验主义的重重束缚，终于取代了译名总是让人误解的语文学，成为研究语言这一最重要人类思维、社会和历史现象的独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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