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言学的文化意义有哪些？

（摘自《何新集》第133——13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传统语言学的文化意义

什么叫“语文”？

“语文”，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科学，也不仅关涉于语言文学领域；从根本上说，一切语言文字问题或语言文学问题，都是一个泛文化的问题。语文学应该是广义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广义的语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就是语言文化科学。

我们可以历史地考察一下“语文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语文学的最初形态首先是诞生于周秦之际的经传训诂学。而后是秦汉以下的小学——文字学。传统训诂学实际上是比较语音学、语义学和阐释学。而古典的文字学则在此之上又增加了字形学和语形学。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始终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的经学家、小学家特别是乾嘉时代的汉学考据家，都是脱离以至逃避社会实际问题，皓首穷经不通时务的一群书呆子。这种论断大可商量。为什么？因为它只看到了覆盖在事情表面的皮相。而我却以为，中国古典语文学从来就具有一种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就其实质看又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这就是，无论古代的经学家、训诂家、小学家还是近代的考据家，实质上都是试图通过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去触及、理解和解决当时所面临的某种重大和基本的文化问题。他们恰恰不是时代文化的逃避者，而是以语言文字研究和经传创造性阐释的特殊方式，参与和深入了他们时代的文化。

实际上，无论经学今古文问题的冲突，还是清代汉学与末学的争论，都绝不只是为着几部古书语言文字真伪的考订问题而发生的。或者也可以说，其表层形态是一个语言文字问题，而其深层结构，却是一个语言文化的问题。我们知道，汉代语言学的勃兴是经学斗争的结果，而这种经学斗争又始终关连着当时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等领域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不同见解。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正是以这种古典语文学的研究，表达了他们对先秦古代文化的价值评估和当时新文化的建构理想。我们只有在这样一个文化战略性的背景上，才能深刻地理解扬雄、刘氏父子（刘向、刘歆），理解许慎、马融和前、后郑（郑众、郑玄）。

至于清代的宋、汉之争，实质是作为思辨哲学的理学与作为实证语文学的考据学的方法论之争。而就其方法的分歧来看，更具有一种深刻的涵义，这种涵义也同样反映在西方学术史上。另一方面，清代那些最有远见卓识的汉学家，无不是以他们对古代名物制度的考据和再阐释，评估和批判他们所面对的当代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我们方能理解和真正认识戴震、王氏父子（念孙、引之）以至康有为、王国维和章太炎的学术贡献。我们也方能理解，章太炎晚年由政治转入学术——即他所熟悉的“小学”，实在也未必是一种“逃避”和“退却”。毋宁说，他是以此而选择了他认为对他本人更适宜的介入时代学术文化改造的一种方式。

就西方学术来说，语文学起源于希腊时代的修辞学和辩证法。了解希腊史的人会知道，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智者”时代，这种修辞学和辩证法是一种多么重要的工作手段，而成为民主政治家争取群众的工具，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诚如怀特海所说，希腊的全部学术——自然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无一不是被笼罩在当时的语言学——修辞学和辩证法之下的。苏格拉底这位古代希腊最伟大的贤哲和语文学家，就是为了他的学术、政治和文化思想——其中也包括他的辩证法，而献出了生命。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往往被研究西方哲学史和语言学史者忽视了的。论西方学术史者似乎常常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而看不到西方学术方法在不同时代具有深刻的差异。简括言之，在古代希腊，学术方法首先是语言研究的方法，这就是希腊人的修辞学和本来意义的辩证法——辨析语词和关于论证的技术方法。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把语词释义的问题，转变为关于概念辩证和定义的问题，从而把语言问题转换为关于思维形式的逻辑问题。从亚里士多德以后，直到现代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即逻辑经验主义兴起以前，西方学术中关于方法问题的关注，始终是集中在逻辑的问题（包括培根以后提出的归纳与演绎之争）上。但是正是在本世纪初兴起的分析哲学中，对逻辑问题的重视再度被转换为对于语言分析的重视和研究。在罗素特别是他的学生和超越者维特根斯坦看来，不仅逻辑中一切悖论的解决——而且一切哲学和文化问题的症结，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语言的分析方法。同样的结论也出现在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现象学、存在哲学和阐释学的方法论中。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哲学思想与发源于纯粹语言学的结构语言学思潮（索绪尔——乔姆斯基）汇合于一了。索绪尔说，“语言研究是理解人类文化的钥匙”，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归宿”；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如此深刻地嵌在一个背景的框架上，这个框架就是作为语境的文化”。在这些著名学者的上述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对语言本质以及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的深刻共识。

也正是在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这种深刻转变中，我们才能理解，在许多现代人文学者眼中，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为什么并不是现代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而是许多人文科学的基础和前沿。事实上，现代语言学正成为多学科汇集的一个综合学科领域。而其方法，诸如语义分析的方法、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解构主义和阐释学的方法等等，更极为深刻地影响和带动了现代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艺批评、文化分析、精神分析、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和人类学等一系列学科的理论建设。

根据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Hobermas）的知识社会学观点，人类的学术理论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

1．工具类型——其工作目标是控制自然和社会。例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心理学、实证社会学等。

2．沟通类型——其工作目标是增进人际了解和沟通，如历史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

3．自由类型——其工作目标是达到人类的自我认识，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和自我解放，如美学和艺术学。

但是我们却可以注意到，现代语文学是超越于这三大分类之一的一门社会科学。毫无疑问，语文学是一门工具科学。但不仅如此，它还是工具的工具，是一切工具科学的基础。但语文学又是一门沟通科学，而且正是在语言和文字中，古今中外的人类文化才能达到最有效的沟通。语文学更是一门自由科学，且不谈艺术现象本身就具有语言现象的特征；实际上我们很难设想，假如没有发明语言，人类怎么可能达到自我对话和自我认识，也当然更谈不上精神的自我完善和解放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主张语文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地开拓新视野，由狭隘的章句之学，推向更广泛、更具综合性和前锋性的现代人文科学——把语文学发展为研究广义人类语言文化的前导学科。所以我认为，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语文学的现代化，就不能再自囿于狭义语言文字的孤陋寡闻之境。语文学应当面向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前沿，开展以语言问题、语言方法为主干，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文化研究。

（本文是作者应《语文导报》编辑部要求，为该刊写的一篇社论）